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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在推广印章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
举办百人篆刻活动：在2019年5月18日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故宫博物院邀请海淀区西二旗小学的学生以“传统交融·旗刻未来”为主题进行百人篆刻活动。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以故宫藏印章文物为模板现场进行篆刻，并在故宫典藏的书画喷绘图上钤上自己的印章。通过该活动，学生们领略了篆刻文化，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
展示馆藏玺印：以制作时间先后公布了一些馆藏古玺印的图文数据，还曾举办“方寸铭情”等玺印篆刻相关展览，向公众呈现中国篆刻艺术之美，其中包括汉代肖形印、战国时期的官印、私印以及近现代篆刻家的印拓、印蜕等。
开发印章相关的文创产品：例如推出各种带有故宫元素的印章，以及与印章相关的笔记本、明信片等，这些产品上的印章图案精美、寓意丰富，深受游客喜爱。游客可以通过购买这些文创产品，更深入地了解和接触印章文化。
与教育结合：部分学校将印章文化、篆刻技艺作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研发相关校本教材，开展篆刻课程并组建篆刻社团。同时依托馆校合作项目，与故宫博物院等合作开发第二课堂，将知识传授与体验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情怀和素养。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印章文化这一传统技艺，也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印章文化的魅力。
汉代印章艺术具有以下风格特点：
平整端庄：外形多为正方形，少数呈长方形等。印面内部字的结体和笔法配置多是方形、长方或扁平形；笔画通常横竖平正、布置匀称、整齐有序。例如“后将军假司马”“军假司马”“夏延寿”“祝遵印信”等印，无论字数多少、朱文白文，都呈正方形；“三封左尉”“外黄令印”等印，不论笔画多少、粗细，皆采用横平竖直的线条；“箸胥款”“石易之印”“右关军库长”“中私府长李封字君游”等印，不管字数多少、字形长短，笔画粗细基本相同；“刘行信印”“洛阳令印”等印，笔画之间的距离也基本保持均匀相等。即便偶有笔画较少的字，其笔画也会略粗，间距略宽，整体笔画安排协调、自然。
规矩变化：印的外形和内部文字虽以平稳方正为主，较为规矩，但并不刻板。原因是在规矩范围内，于平整前提下存在诸多细微变化，实现了规矩与变化的和谐统一，使印面显得生动而不零乱。例如“广汉大将军章”“骑都尉印”等，在方正的结体和平稳的笔画中会有少许短斜笔，让整个印面充满生气；“安昌侯家丞”“别部司马”等印的横平竖直笔画中，往往有一笔稍短且微曲，使印面刚中带柔；“军假司马”“骑督之印”等印中，文字大都呈方形，笔画为方笔，起笔收笔处多为方角，但转角处常出现外沿圆内角方的形态，构成外圆内方的对立统一关系，增加了笔致的变化与艺术魅力；“诏假司马”“武德长印”等印，其铸印线条较为粗壮，线条间距紧密，结构呈现密不透风之感，而在这种稠密结构中因巧妙设计形成的小空隙，构成了疏密对比关系，增添了全印的艺术趣味。
浑朴自然：汉印多为铸印，印面结体横平竖直，故而显得稳重浑厚、朴实自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汉铸印多是白文，由于翻铸的原因，大多粗壮结实，如“琅琊相印章”“广陵玉玺”等印；其二，汉印线条粗细基本一致，无论铸印或凿印，一般不在线条起止、中段及转折处做装饰，印面显得单纯朴实，像“武猛都尉”“霸陵圆丞”等印；其三，汉印大多将刀意与笔意完美结合，自然融洽，毫无做作之感。铸印如“军假侯印”，虽线条粗重，但其起止处用刀修饰得方劲有力；凿印如“牙门将印章”刀痕清晰，下尖上方，笔意隐现其中；玉印如“寿佗”，线条圆润，亦可见刀意，起伏自然；其四，汉印线条多粗重，线条之间以及字间距极小，因此在整体上给人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如“军曲侯印”“上官建印”等印。
承应贯气：这是印章的关键之处。字与字之间、笔画与笔画之间能够相互关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承应，包括结构、线条以及用刀等各方面的相互呼应。线条有粗细、长短、直曲的承应，空间有长短、方圆等几何块面的相互承应和疏密关系的承应，用力有迟滞、徐急的承应，从而构成全印的统一，并于统一中富有生动情趣；行势，一印之中若有两行或多行印文，每一行的上下字之间须有气势贯穿，使整行字首尾相连、气脉相通；贯气，整方印章要达到团结一致的效果，不但要求在形状、线条上有所承应，在一行上下之间要一脉贯穿，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统一的前提，虽然在外形上数字散布，但实质上彼此应犹如一字，互相关联、穿插，浑然天成。
汉代印章的印文主要采用缪篆，是在秦印小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它“变小篆之形式，不变小篆之义法”，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线条屈曲饱满，端庄厚朴，平正易识。
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越，对后世印章篆刻影响深远，被历代篆刻家视为取法的典范。其风格多样，或雄浑、或秀丽、或豪放，体现了汉代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印章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殷商时代。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现代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
受当时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再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表面会留下清晰篮或绳印纹的制陶方法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是用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中国装饰图案与印章艺术的渊源，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
印章的形成与货物及私有财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三王时，私有制出现，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行为渐起，为证明物归谁主，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的印章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官”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开始具有凭信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或鉨，玺为在玉上刻制的，鉨是金属上刻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的规制。
秦代是中国文字由“籀书”演变成为篆书的时期，印的形式也更为广泛，印文圆润苍劲，笔势挺拔。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字体由小篆演变成“缪篆”，其印形制、印纽亦十分精美。
唐宋之际，虽然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众多流派，它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
总之，印章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特点。
《印章的独白》
我是一枚印章，安静地躺在这方小小的世界里。我的身躯由坚硬的石料或细腻的木材铸就，身上刻着的字迹和图案，是我存在的意义。
在那漫长的雕琢过程中，刻刀与我亲密接触，每一次的刻划都是一次蜕变。从最初的粗糙模样，逐渐变得精致而独特。我感受着刻刀的力量，也承受着赋予我生命的使命。
我见证了无数重要的时刻。当合同在我身下留下印记，那意味着一份承诺的达成；当书画作品因我而增添韵味，那是艺术与传统的交融。我是权力的象征，是信誉的保证，也是情感的寄托。
有时，我被郑重地拿起，在庄重的文件上留下庄重的痕迹；有时，我被轻轻抚摸，感受着主人对我的珍视。我知道，我的每一次出现，都承载着责任和信任。
岁月流转，我可能会磨损，字迹可能会变得模糊，但我所代表的意义永远不会消逝。我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时光的记录者。
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我虽默默无语，却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故事。我的存在，是一种坚守，也是一种传承。
《故宫旅游》千里江山图：其中包含了40个印章。将印章与千里江山图相结合，兼具艺术价值与纪念意义，让人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印章文化的独特魅力。
“永受嘉福”纪念册：2019年己亥猪年来临之际，故宫文创联合中国邮政推出。纪念册中的故宫文创猪年纪念印章源于故宫珍藏的青玉十二生肖之猪，印章上的猪左手执弓，右手拿箭，折射出满清尚武文化及儒家六艺之一的射箭文化。此款生肖猪以实心黄铜一体铸造，底部特制为印章形制，邀请名家篆“己亥大吉”四字，满载对金猪年的美满祝福，平时可作为纪年、吉语闲章随手钤印。
“福”字印章：其“福”字拓印自沈阳故宫清宁宫内“万福之源”乾隆御笔匾额中的“福”字，所用工艺是非遗项目木刻版画。木刻版画兼具绘画与雕刻价值，游客在祈福纳祥、盖章打卡时，可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金榜题名”祈愿章：为信牌外形轮廓与玛瑙雕螃蟹结合的组合印章。信牌外形轮廓取自院藏文物“后金满蒙汉文信牌”，主体为圆板形状，上方雕红圆光及绿荷叶牌头，圆光中心有孔，可穿绳提取；螃蟹取自院藏文物“玛瑙雕螃蟹”，用透雕手法雕琢出螃蟹形象，并以缠绕于蟹足及螯上的芦苇为底部轮廓。古人常以甲指蟹，有“二甲传胪”的吉祥纹样，蟹螯钳住一芦苇，谐音二甲传胪（芦），蕴含“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此章在考试季传递着对中、高考学子取得优异成绩、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的美好祝愿。
为君难刺绣棒球帽：帽上有故宫文创印章元素，包括图腾、吉祥图案、印玺、龙凤纹饰、兽图案等流行元素，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棒球帽有黑色和白色两款，可调节大小（56-60cm），适合四季佩戴，具备防晒、透气、防护、保暖、防风、遮阳、防摔等功能。其风格兼具街头、个性、新中式、夸张、小众、ins 风，面料成分为含棉量96%以上的棉，采用绣花、机绣的潮处理工艺，符合个性风潮。北镇刻章店_北镇刻章公司_北镇本地刻章立等可取-大铭印章
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玺印，具有战国文字圆转、自然、结构多变、生动活泼的特点。古玺印文字多采用战国古文，属大篆系统，其结构与青铜器铭文基本相同，由于各国文字互不统一，表现在印章上更为自由，结体与字形变化多端。有的严谨，有的松散，有的古朴苍茫，有的奇逸多姿，有的动静结合，有的变化万千。古玺外形与结体变化多姿、形态丰富、古朴自然，其文字结构常见简化或繁化的处理方式，以适应方寸之间布局的需要，用伸缩挪移、穿插错位、借笔、连笔等手法去造型，以达到符合审美的要求。如古玺的结体往往任其自然大小，欹正与方圆都较为随意，线条的曲直、长短、粗细均能随势而安，自然天成。此外，朱文多为铸造，线条凝练、遒劲，变化极尽丰富；白文则有铸制和凿刻两种，铸者线条匀整，凿者字势开张，体格纵逸。
秦代：秦印一般有“田”“日”“口”三种界格，官印多数为“田、日”界格形式，平正规整的多为高官权显，刻划随意的则多为中小官吏，“日、口”多为私印及吉语箴言印等。秦印以凿刻白文为主，入印文字多以秦小篆为基础，风格与秦权量诏版相类似，以横平竖直、方中寓圆为主，点画生动自然，姿态顾盼相应。
汉代：汉印大多是铜质的，也有金印，其刻法浑厚方正，后人多效仿。汉印的文字笔画方折平直，章法上相对较为平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印章风格以承袭汉制为主，与东汉末期的风格十分接近，但端庄厚重方面稍逊于汉印。三国时期官印传世的以武职官印为多，形式上因制度不同而有差异。西晋官印趋于整饬，笔画方整。东晋以后，汉印风格发生较大变异，文字笔画变得细瘦，结构趋于草率，布局漫不经心，不复两汉官印的庄重和严整，但也有活泼多变、笔画劲挺的佳作。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多为凿制而成，艺术性方面不太讲究，十六国的印章基本承续魏晋印章的传统，但因篆书实用功能衰退，印章文字形体草率，笔画粗细不甚讲究，凿制时转折生硬，有一种不假修饰且略显荒疏的气象。凿印刀法不加修饰，率直随意，结构多有欹侧，冲击了汉印程式，导致其解体，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隋唐时期：官印仍以汉缪篆入印，字法上采用难度更大、处理更困难的小篆，重视每个字的变化，为布满印面有意放宽或压扁字形，甚至改变笔画走势，线条以分布均匀为基本格调，有屈伸、俯仰、疏密的变化。唐代出现蟠条印，其焊接方法导致印面上的文字多不合“六书”原则。
宋元时期：宋印的质料以铜、玉居多，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宋徽宗赵佶的书画印章多用蜜印。元代印章的刻法、篆文有变化，质料除铜、玉外，又增添玛瑙、象牙、水晶、木、角等。石料印章开始被使用，形状丰富，章法多变，能展现生动活泼的新面貌，石章因此盛行。元代印色以油印为主，兼有水印，油印因有油质，字口较蜜印、水印清楚，此后成为主要印料。元代出现的圆、细、挺秀有力的小篆朱文印。
明清时期：篆刻艺术在明代进入复兴时期，出现许多印学流派，在章法、刻法、刀法上呈现出各种流派和风格。以地区分，有以丁敬为首的浙派、邓石如为首的皖派等。浙派以汉印带有隶意，形成拙朴雄健的风格。清代印学大家还有胡镬、吴昌硕、赵之谦、黄士陵等，多种风格争奇斗艳。印材仍以各种石料为主，多采用寿山石、青田石，田黄印石最为名贵。印色主要是油质，水印已消失。明清以来的印文特征比较复杂，文人篆刻运动产生了许多流派，他们对印文的处理有一套复古与创新的艺术手段。刀法上，各流派的篆刻家都有其各自的鲜明特征，强调“稳、准、狠”，尽量不修改和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