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刻章|修水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修水
“广陵王玺”：这是东汉时期的金质官印，龟钮。其印文风格具有汉代印章的典型特征，篆法平直方整近似隶书，浑厚古朴，外朴内巧。
“皇后之玺”：西汉时期的印章，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皇后玉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印文、形制等都能体现当时的印章特点。
战国古玺：例如一些朱文古玺，这些古玺大多配有边框，印文笔划细如毫发，多是铸造而成；还有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其文字形式多样，布局丰富，能展现出战国时期印章的自由奔放与多样性。
这些古代印章作品在艺术风格、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古代印章艺术的魅力，体会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展示这些印章的图片或实物（如果有条件），引导学生观察印文的字体、布局、刀法等特点，同时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知识，让学生深入理解古代印章艺术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汉代印章艺术具有以下风格特点：
平整端庄：外形多为正方形，少数呈长方形等。印面内部字的结体和笔法配置多是方形、长方或扁平形；笔画通常横竖平正、布置匀称、整齐有序。例如“后将军假司马”“军假司马”“夏延寿”“祝遵印信”等印，无论字数多少、朱文白文，都呈正方形；“三封左尉”“外黄令印”等印，不论笔画多少、粗细，皆采用横平竖直的线条；“箸胥款”“石易之印”“右关军库长”“中私府长李封字君游”等印，不管字数多少、字形长短，笔画粗细基本相同；“刘行信印”“洛阳令印”等印，笔画之间的距离也基本保持均匀相等。即便偶有笔画较少的字，其笔画也会略粗，间距略宽，整体笔画安排协调、自然。
规矩变化：印的外形和内部文字虽以平稳方正为主，较为规矩，但并不刻板。原因是在规矩范围内，于平整前提下存在诸多细微变化，实现了规矩与变化的和谐统一，使印面显得生动而不零乱。例如“广汉大将军章”“骑都尉印”等，在方正的结体和平稳的笔画中会有少许短斜笔，让整个印面充满生气；“安昌侯家丞”“别部司马”等印的横平竖直笔画中，往往有一笔稍短且微曲，使印面刚中带柔；“军假司马”“骑督之印”等印中，文字大都呈方形，笔画为方笔，起笔收笔处多为方角，但转角处常出现外沿圆内角方的形态，构成外圆内方的对立统一关系，增加了笔致的变化与艺术魅力；“诏假司马”“武德长印”等印，其铸印线条较为粗壮，线条间距紧密，结构呈现密不透风之感，而在这种稠密结构中因巧妙设计形成的小空隙，构成了疏密对比关系，增添了全印的艺术趣味。
浑朴自然：汉印多为铸印，印面结体横平竖直，故而显得稳重浑厚、朴实自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汉铸印多是白文，由于翻铸的原因，大多粗壮结实，如“琅琊相印章”“广陵玉玺”等印；其二，汉印线条粗细基本一致，无论铸印或凿印，一般不在线条起止、中段及转折处做装饰，印面显得单纯朴实，像“武猛都尉”“霸陵圆丞”等印；其三，汉印大多将刀意与笔意完美结合，自然融洽，毫无做作之感。铸印如“军假侯印”，虽线条粗重，但其起止处用刀修饰得方劲有力；凿印如“牙门将印章”刀痕清晰，下尖上方，笔意隐现其中；玉印如“寿佗”，线条圆润，亦可见刀意，起伏自然；其四，汉印线条多粗重，线条之间以及字间距极小，因此在整体上给人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如“军曲侯印”“上官建印”等印。
承应贯气：这是印章的关键之处。字与字之间、笔画与笔画之间能够相互关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承应，包括结构、线条以及用刀等各方面的相互呼应。线条有粗细、长短、直曲的承应，空间有长短、方圆等几何块面的相互承应和疏密关系的承应，用力有迟滞、徐急的承应，从而构成全印的统一，并于统一中富有生动情趣；行势，一印之中若有两行或多行印文，每一行的上下字之间须有气势贯穿，使整行字首尾相连、气脉相通；贯气，整方印章要达到团结一致的效果，不但要求在形状、线条上有所承应，在一行上下之间要一脉贯穿，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统一的前提，虽然在外形上数字散布，但实质上彼此应犹如一字，互相关联、穿插，浑然天成。
汉代印章的印文主要采用缪篆，是在秦印小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它“变小篆之形式，不变小篆之义法”，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线条屈曲饱满，端庄厚朴，平正易识。
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越，对后世印章篆刻影响深远，被历代篆刻家视为取法的典范。其风格多样，或雄浑、或秀丽、或豪放，体现了汉代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故宫博物院在推广印章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
举办百人篆刻活动：在2019年5月18日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故宫博物院邀请海淀区西二旗小学的学生以“传统交融·旗刻未来”为主题进行百人篆刻活动。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以故宫藏印章文物为模板现场进行篆刻，并在故宫典藏的书画喷绘图上钤上自己的印章。通过该活动，学生们领略了篆刻文化，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
展示馆藏玺印：以制作时间先后公布了一些馆藏古玺印的图文数据，还曾举办“方寸铭情”等玺印篆刻相关展览，向公众呈现中国篆刻艺术之美，其中包括汉代肖形印、战国时期的官印、私印以及近现代篆刻家的印拓、印蜕等。
开发印章相关的文创产品：例如推出各种带有故宫元素的印章，以及与印章相关的笔记本、明信片等，这些产品上的印章图案精美、寓意丰富，深受游客喜爱。游客可以通过购买这些文创产品，更深入地了解和接触印章文化。
与教育结合：部分学校将印章文化、篆刻技艺作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研发相关校本教材，开展篆刻课程并组建篆刻社团。同时依托馆校合作项目，与故宫博物院等合作开发第二课堂，将知识传授与体验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情怀和素养。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印章文化这一传统技艺，也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印章文化的魅力。
善篆刻的金陵胡文季老先生赠我名章一枚，是汉白文二字印，左右分布，材质虽普通玉石，然方寸之间，其书法、刀法、章法气韵怡然，风骨颇佳，把玩再三，爱不释手。
说起印章，记得有一个记载印章来源的神话传说很有趣，汉代纬书《春秋合成图》:“尧坐舟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后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虽然神话传说给印章的诞生增加了某种神秘的色彩，且不足为信，但也让热爱印章艺术的人们平添了一份乐趣。
其实中国的雕刻文字，历史悠久，传承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从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一直到如今的政府公章、单位公章、书画家印章，无一不是熏染着刻字艺术的演变与革新。
明朝万历五年进士屠隆先生，在他的小品文《印章》中将印章的刻制过程与心得跃然呈现在纸上，“近刻玉章，并无昆吾刀‘蟾酥’之说，惟用真菊花钢煅而为刀，阔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锋头为用。将玉章书篆文，以木架钤定，用刀随文镌之，一刀弗入，再锲一刀，多则三锲，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胜之，则滑而难刻。运刀以腕，更置砺石于旁，时时磨刀，使锋芒坚利，无不胜也，别无他术。”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先生在论封泥中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篆法体势方者，方易于劲(遒劲)，但方并非即是劲，故要得其方劲。圆易于转(婉转)但圆并非即是转，故又要得其圆转。有方劲而无圆转，近于犷悍。有圆转而失方劲，近于媚俗。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圆转……。故用刀要拙，不拙则无高古雄深气韵，用锋宜锐，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
文人之间以印章为题的诗词也非常有意思。北宋大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写过《戏赠米元章二首》，其中“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相传，黄庭坚藏有一方古印，是汉代的铜质官印，上面镌有“元晖”两个篆字，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非常珍贵，为了表示对米芾大儿子米友仁（小名虎儿，善行书）的喜爱，就把这方印送给了米芾，还建议他以印上的印文取为米友仁的字，传递了一段米黄之间书法大家友谊的佳话。
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印章具有以下特点：
文化内涵深厚：其设计灵感通常来源于故宫的文物、历史故事、传统文化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历史意义。例如，以故宫珍藏的青玉十二生肖之猪为原型设计的猪年纪念印章，折射出颇具满清特色的尚武文化。
艺术价值较高：往往具有精美的图案和造型，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比如将书画、建筑等元素融入印章设计中。
与藏品研究成果相结合：依托故宫专家学者对文物的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进行文创开发。例如“故宫人最喜爱的文物”系列评选活动中的代表文物，就被用于文创研发并产生出了许多受关注的精品。
体现多种要素：注重元素性、故事性、艺术性、传承性、知识性、实用性、时尚性等要素的结合。广受欢迎的产品通常能将这些要素较好地融合，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
具有创意和趣味性：通过创新的设计和表现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例如将皇家形象以可爱、卖萌、亲民的方式呈现，给人带来新奇的感受。
风格多样：涵盖了中式、国潮等多种风格，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部分限量版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创印章，因其独特性和文化价值，具有收藏和纪念意义。
这些特点使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印章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或纪念品，更是传播故宫文化、让人们了解和亲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修水刻章|修水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
印章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殷商时代。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现代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
受当时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再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表面会留下清晰篮或绳印纹的制陶方法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是用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中国装饰图案与印章艺术的渊源，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
印章的形成与货物及私有财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三王时，私有制出现，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行为渐起，为证明物归谁主，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的印章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官”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开始具有凭信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或鉨，玺为在玉上刻制的，鉨是金属上刻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的规制。
秦代是中国文字由“籀书”演变成为篆书的时期，印的形式也更为广泛，印文圆润苍劲，笔势挺拔。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字体由小篆演变成“缪篆”，其印形制、印纽亦十分精美。
唐宋之际，虽然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形成了众多流派，它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
总之，印章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