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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玺印，具有战国文字圆转、自然、结构多变、生动活泼的特点。古玺印文字多采用战国古文，属大篆系统，其结构与青铜器铭文基本相同，由于各国文字互不统一，表现在印章上更为自由，结体与字形变化多端。有的严谨，有的松散，有的古朴苍茫，有的奇逸多姿，有的动静结合，有的变化万千。古玺外形与结体变化多姿、形态丰富、古朴自然，其文字结构常见简化或繁化的处理方式，以适应方寸之间布局的需要，用伸缩挪移、穿插错位、借笔、连笔等手法去造型，以达到符合审美的要求。如古玺的结体往往任其自然大小，欹正与方圆都较为随意，线条的曲直、长短、粗细均能随势而安，自然天成。此外，朱文多为铸造，线条凝练、遒劲，变化极尽丰富；白文则有铸制和凿刻两种，铸者线条匀整，凿者字势开张，体格纵逸。
秦代：秦印一般有“田”“日”“口”三种界格，官印多数为“田、日”界格形式，平正规整的多为高官权显，刻划随意的则多为中小官吏，“日、口”多为私印及吉语箴言印等。秦印以凿刻白文为主，入印文字多以秦小篆为基础，风格与秦权量诏版相类似，以横平竖直、方中寓圆为主，点画生动自然，姿态顾盼相应。
汉代：汉印大多是铜质的，也有金印，其刻法浑厚方正，后人多效仿。汉印的文字笔画方折平直，章法上相对较为平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印章风格以承袭汉制为主，与东汉末期的风格十分接近，但端庄厚重方面稍逊于汉印。三国时期官印传世的以武职官印为多，形式上因制度不同而有差异。西晋官印趋于整饬，笔画方整。东晋以后，汉印风格发生较大变异，文字笔画变得细瘦，结构趋于草率，布局漫不经心，不复两汉官印的庄重和严整，但也有活泼多变、笔画劲挺的佳作。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多为凿制而成，艺术性方面不太讲究，十六国的印章基本承续魏晋印章的传统，但因篆书实用功能衰退，印章文字形体草率，笔画粗细不甚讲究，凿制时转折生硬，有一种不假修饰且略显荒疏的气象。凿印刀法不加修饰，率直随意，结构多有欹侧，冲击了汉印程式，导致其解体，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隋唐时期：官印仍以汉缪篆入印，字法上采用难度更大、处理更困难的小篆，重视每个字的变化，为布满印面有意放宽或压扁字形，甚至改变笔画走势，线条以分布均匀为基本格调，有屈伸、俯仰、疏密的变化。唐代出现蟠条印，其焊接方法导致印面上的文字多不合“六书”原则。
宋元时期：宋印的质料以铜、玉居多，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宋徽宗赵佶的书画印章多用蜜印。元代印章的刻法、篆文有变化，质料除铜、玉外，又增添玛瑙、象牙、水晶、木、角等。石料印章开始被使用，形状丰富，章法多变，能展现生动活泼的新面貌，石章因此盛行。元代印色以油印为主，兼有水印，油印因有油质，字口较蜜印、水印清楚，此后成为主要印料。元代出现的圆、细、挺秀有力的小篆朱文印。
明清时期：篆刻艺术在明代进入复兴时期，出现许多印学流派，在章法、刻法、刀法上呈现出各种流派和风格。以地区分，有以丁敬为首的浙派、邓石如为首的皖派等。浙派以汉印带有隶意，形成拙朴雄健的风格。清代印学大家还有胡镬、吴昌硕、赵之谦、黄士陵等，多种风格争奇斗艳。印材仍以各种石料为主，多采用寿山石、青田石，田黄印石Zui为名贵。印色主要是油质，水印已消失。明清以来的印文特征比较复杂，文人篆刻运动产生了许多流派，他们对印文的处理有一套复古与创新的艺术手段。刀法上，各流派的篆刻家都有其各自的鲜明特征，强调“稳、准、狠”，尽量不修改和少修改。
当代社会中传承和发展刻章艺术的成功案例：
北京琉璃厂西街的张国瑞：他是张氏篆刻的第三代传人，其家族在琉璃厂西街胡同的小平房传承中国传统篆刻技艺近百年。张国瑞的祖父张樾丞曾接到新中国开国大印的设计任务，父亲张幼丞参加了原料粗加工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张幼丞成为印刻此届奥运会中国印的中流砥柱；而在2020年疫情期间，张国瑞用一方两公斤的章料，刻下“天佑中华”四字，向奋战一线的人员致敬。他们祖孙三代的印刻技法一脉相承，炽热的爱国之心更是世代相传。
曲阜林前社区与孔府印阁：林前社区受儒学浸染，村民普遍从事木雕、篆刻、汉服等，其中篆刻技艺尤为出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孔府印阁积极触网，2008年首先在淘宝开设篆刻店铺，打破了销售的地域局限，搭建了平台并吸纳众多匠人。近年来，借助直播的东风，其印章生意越发红火，每天能生产1.2万至1.5万枚印章。孔府印阁还打造了50多个直播间、30多个直播账号，不断创新产品形式与内容，推出100多类富含创意和国潮元素的文创产品。同时，公司帮助社区篆刻师傅开设、管理线上店铺，带动了大量就业。例如张国亮是孔府印阁的首席篆刻师，已有30多年从业经历，其女儿张梦溪受父亲影响也从事相关工作，负责运营，父女间的交流也促进了篆刻内容的创新。
温州的篆刻发展：温州市文联、温州市书协通过连年举办“方介堪奖”篆刻大赛、开设名家讲座等方式，推动篆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们坚持传统与创新结合，吸引年轻一代进入篆刻队伍。在全国第九届篆刻作品展览中，温州有6人作品入展，占浙江省入展数量的四分之一，彰显了温州作为书法名城的强劲实力。此外，温州还通过举办书画篆刻培训班、开展各类主题书画篆刻作品展赛等活动，提升群众对书画篆刻艺术的兴趣，促进了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
广州西关的项颂秋：他生于刻章世家，14岁开始入行，61年时间刻过的章超过5万枚。其叔公项信南是清末广州金石篆刻家，父亲项少南也颇有名气，三代人给不少名人政要刻过章。项颂秋的拿手绝活是叠字章，国内能刻的手艺人屈指可数。虽然如今公章多采用电脑刻印技术，但一些客人因特殊需求仍会找他，如刻花体英文、定制图案或中文字库没有收录的文字等。2015年，他获评“岭南文化艺术工艺师”。
善篆刻的金陵胡文季老先生赠我名章一枚，是汉白文二字印，左右分布，材质虽普通玉石，然方寸之间，其书法、刀法、章法气韵怡然，风骨颇佳，把玩再三，爱不释手。
说起印章，记得有一个记载印章来源的神话传说很有趣，汉代纬书《春秋合成图》:“尧坐舟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后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虽然神话传说给印章的诞生增加了某种神秘的色彩，且不足为信，但也让热爱印章艺术的人们平添了一份乐趣。
其实中国的雕刻文字，历史悠久，传承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从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一直到如今的政府公章、单位公章、书画家印章，无一不是熏染着刻字艺术的演变与革新。
明朝万历五年进士屠隆先生，在他的小品文《印章》中将印章的刻制过程与心得跃然呈现在纸上，“近刻玉章，并无昆吾刀‘蟾酥’之说，惟用真菊花钢煅而为刀，阔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锋头为用。将玉章书篆文，以木架钤定，用刀随文镌之，一刀弗入，再锲一刀，多则三锲，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胜之，则滑而难刻。运刀以腕，更置砺石于旁，时时磨刀，使锋芒坚利，无不胜也，别无他术。”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先生在论封泥中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篆法体势方者，方易于劲(遒劲)，但方并非即是劲，故要得其方劲。圆易于转(婉转)但圆并非即是转，故又要得其圆转。有方劲而无圆转，近于犷悍。有圆转而失方劲，近于媚俗。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圆转……。故用刀要拙，不拙则无高古雄深气韵，用锋宜锐，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
文人之间以印章为题的诗词也非常有意思。北宋大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写过《戏赠米元章二首》，其中“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相传，黄庭坚藏有一方古印，是汉代的铜质官印，上面镌有“元晖”两个篆字，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非常珍贵，为了表示对米芾大儿子米友仁（小名虎儿，善行书）的喜爱，就把这方印送给了米芾，还建议他以印上的印文取为米友仁的字，传递了一段米黄之间书法大家友谊的佳话。
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印章具有以下特点：
文化内涵深厚：其设计灵感通常来源于故宫的文物、历史故事、传统文化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历史意义。例如，以故宫珍藏的青玉十二生肖之猪为原型设计的猪年纪念印章，折射出颇具满清特色的尚武文化。
艺术价值较高：往往具有精美的图案和造型，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比如将书画、建筑等元素融入印章设计中。
与藏品研究成果相结合：依托故宫专家学者对文物的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进行文创开发。例如“故宫人Zui喜爱的文物”系列评选活动中的代表文物，就被用于文创研发并产生出了许多受关注的精品。
体现多种要素：注重元素性、故事性、艺术性、传承性、知识性、实用性、时尚性等要素的结合。广受欢迎的产品通常能将这些要素较好地融合，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
具有创意和趣味性：通过创新的设计和表现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例如将皇家形象以可爱、卖萌、亲民的方式呈现，给人带来新奇的感受。
风格多样：涵盖了中式、国潮等多种风格，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部分限量版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创印章，因其独特性和文化价值，具有收藏和纪念意义。
这些特点使得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印章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或纪念品，更是传播故宫文化、让人们了解和亲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刻章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社会认知度和关注度不足
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点较为分散。相比一些流行文化和现代艺术形式，刻章艺术显得较为小众。许多人对刻章艺术的了解有限，缺乏深入认识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兴趣，这导致刻章艺术在社会中的认知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限制了其传承和发展的广泛基础。
2. 现代科技和电子文档的冲击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文档的使用日益普及，纸质文件的需求逐渐减少。传统印章在实际应用中的场景有所缩减，例如在一些数字化办公环境中，电子签名和数字认证等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印章使用。这使得刻章艺术的实用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进而影响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需求。
3. 传承方式的局限
传统的刻章艺术传承往往依赖于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等方式，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方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一方面，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刻章技艺的年轻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的传承模式可能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和需求，导致传承渠道变窄。
4. 创新与传统的平衡难题
在当代社会，艺术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但刻章艺术如何在创新的同时保持传统特色是一个挑战。过度追求创新可能会使刻章艺术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传统韵味；而过于坚守传统则可能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限制了其在当代社会的发展空间。
5. 市场需求和商业化的困境
虽然在一些特定领域，如书画艺术、文化礼品等方面仍有对刻章的需求，但总体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刻章艺术的商业化发展面临一定困难，其经济效益可能不高，这使得一些从业者难以维持生计，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刻章艺术的投入和传承的积极性。
6. 缺乏系统的教育和培训体系
目前，刻章艺术在学校教育中的普及程度较低，缺乏系统的教材和专业的教师。这导致年轻人难以通过正规教育途径全面、深入地学习刻章艺术，限制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7. 文化多元化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多元文化的冲击使得一些传统文化面临被忽视或遗忘的风险。刻章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特色，与其他文化竞争并吸引人们的关注。
8. 行业规范和管理问题
在刻章行业中，存在一些不合法的印章制作和使用现象，这不仅涉及到法律问题，也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公众对刻章艺术的信任。需要加强行业规范和管理，确保刻章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合法、规范的轨道上进行。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促进刻章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宣传推广，提高社会对刻章艺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探索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如利用数字技术展示刻章艺术、开发电子印章等；创新传承方式，例如开展线上教学、举办工作坊和讲座等；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创新，使其与当代审美和需求相契合；拓展市场渠道，开发与刻章艺术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教育和培训体系，将刻章艺术纳入学校教育或专业培训课程；加强行业自律和规范管理，打击非法行为；鼓励刻章艺术家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等。通过这些努力，可以为刻章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继续绽放独特的魅力。原州刻章店_原州刻章公司_原州本地刻章立等可取-大铭印章
刻章的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埃及，人们就开始使用刻有各种象形文字的印章，用以标记所有权、身份以及事务的有效性。
而中国的篆刻艺术，迄今也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它兴起于先秦。殷商时代，人们已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现代称为甲骨文），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
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或鉨，玺为在玉上刻制的，鉨是金属上刻制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这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的规制。
秦代时，印面上的文字叫“摹印篆”；王莽定六书时，称为“缪篆”，从此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
篆刻发展到唐、宋、元时期，处于衰微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楷书的应用取代了篆书，同时官印和私印基本分家，使得篆刻艺术走起了下坡路。不过，元末时出现了转机，画家王冕发现了花乳石可作治印材料，石料成为理想的制印材料。
到了明代，篆刻艺术进入复兴时期，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其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文彭、何震对流派篆刻艺术的开创起了重大作用。文彭是文征明的儿子，他发现“灯光石”冻石可作治印材料并加以倡导，此后石材被广泛应用。此后出现了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让之等众多篆刻艺术家，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繁荣景象。直至近现代的篆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
在古代，印章具有实用功能，是权力和凭证的信物，也能反映古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意识。而随着时间推移，篆刻逐渐成为一门与书法密切结合的艺术，它将书法的笔意、绘画的构图和刀法的雕刻神韵完美结合，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